深入南中国发展的灵魂拷问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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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流动而产生的精神问题解决的困境

在我之前的文章中提到，我从事企业员工心理工作的第一家公司，因员工有了精神问题，主管部门直接决定把员工丢弃在高速公路上，然后心安理得地回来。很多人看了反映非常震惊。但我要说，这种事情，有可能在广东的工业区经常发生。为什么呢？如果知道流动的真实情况，就能理解这种事件会发生的理由了。

广东是流动人口大省，每一天都有各式各样的人来到这里寻找生存的机会，因此，在各式各样的人群里，包括有精神疾病的康复者。然而社会的大流动，对精神疾病人员的管理，是完全失控的。在各省的农村分田到户，任何社会事务都交给了各个家庭承担。

从结婚成家，生育小孩，再到生老病死，家家各自为政。而精神疾病人群跟其他疾病人群一样，一旦家里有一个生病的人，这个家庭基本就会陷入贫困之中，因此，不可能不要生存，无论是早年被工厂排斥的肝炎“大三阳”还是“小三阳”，还是各类疾病人群，生存永远是第一。

在农村，人们已经失去了安身立命的基础，光是种几亩田，连孩子学费、生活费都付不起，更不要说现在农村也开始流行提高孩子学习成绩，也要请补学的高昂费用了。中国40年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农村青年进城务工，早已形成了跟城市人群一样的消费观念和生活观念。

当农村城市两地流动的打工人群，出现各种困境需要社会事务部门介入时，两边的社区管理都无法管理到位，流动成为管理真空带，之前的社会管理还只是“堵”的形式，自从“孙志刚”事件后，就开始了救助站的制度。

但中国人非常要脸面，万不得已绝不会去救助站寻求帮助，我一个在求助站工作的社工朋友说，每一年，在东莞，救助站使用在流动人口疾病治疗的费用是个天文数字，但即使是这样，大多数都不会去寻求帮助，从而产生了各式各样的极端社会问题。

很多社会管理都变成了企业的工作，90年代初，多数工厂设立了医务室，年左右，很多大型工厂纷纷设立了员工关系部门，有一些风险意识强的工厂更是设立了心理辅导室。

当年，我满腔热情开始服务于工厂的心理咨询时，我才知道，这种全国流动遇到需要社会服务时的现实困境。

有一次，在工厂有一位青年员工，在车间里发病，当我们好不容易找到其附近打工的父母时，父母毫不着急，也一直推托，我就一直很奇怪，为什么孩子生病连父母都不想管，经过我们的协调，父母勉强医院就治。

医院看望该员工，这个时候该员工跟开始发病完全不一样了，很清醒，经过交流，他告诉我一个事实，医院，到那个时候，我方明白为什么父母是那样的态度。

因病致贫的家庭，早已无力去承担孩子的医药费用，而在外打工，也根本找不到对应的社会服务，因此，隐瞒病情，继续就业，父母也是能拖则拖，寄期望于企业，而企业也经常当这种冤大头，几乎所有精神疾病发病的员工都是新进不久的员工。员工想尝试自己是否可能就业谋生也非常正常，因此，在这样的事件中，所有人都是无顾的，欠缺的是如何在这种流动人员中间，建立一套精神康复服务体系，但在我看来，这样的理想，还没有看到会在什么时候实现。

而当初成立幸福人生也是带着这种理想，但这几年下来，也感觉非常无力，因此，当渡过出现在我的面前是，让我眼前顿时一亮。

而昨天去“渡过深圳之家”开启座谈会上第一次了解到，在深圳宝安已经有一支多人的精神卫生社工队伍，已经在社工服务精神疾病人群，他们在社工的细微服务下，已经把各类病人分类服务，比如为双相情感障碍病人做团体心理辅导工作了。

据悉，这样的服务，在全国也算是首创。

令我想到我在企业服务的众多心理疾病的病人，他们那流动打工、发病、被送医甚至被遣返老家的个人苦难经历。在写这一段时，我的脑海里不断出现我接触过的一个个在车间里发病而后面不知去向员工们的面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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